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一颗国际编号为3763的小行星在8年前被命名为“钱学森星”。钱学森不仅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连日来，任新民、庄逢甘、屠善澄、鲍克明等钱学森当年的老部下、航天界响当当的功勋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士，纷纷聚首北京，深情追忆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往事。

发明“航天”和“导弹”两个词

  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航天之父”，但没多少人知道，“航天”这个词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被誉为航天“总总师”的94岁的任新民老人回忆说，过去大家用得比较多的词是“空间技术”，也有人用“航空”。任新民记得钱学森说：“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

  由毛泽东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得到启示，钱学森上世纪60年代时首创了“航天”这个词。一开始还有争议，后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航天部，“航天”就成了通行的叫法。

  “导弹”这个词，也是钱学森的创造。任新民说：上世纪50年代时有人称“导弹”叫“控制系统”；钱学森发明“导弹”这个词，许多人不赞成。但后来也都这样叫，因为“导”字的确很传神。

“将来搞火箭导弹，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

  有一段时期，用液氧和煤油做发动机燃料，是国外热门的研究方向。但钱学森认为，对于战场上使用的导弹，这种方案不实用——“液氧要现装。如果提前装进去，发射时容易漏完。”按照钱学森的意见，中国导弹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作为发动机燃料。

  任新民说：“美国和前苏联由于液氧实验不成功，改走了偏二甲肼和四氧化氮的路线。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钱学森的深谋远虑，令许多人折服。火箭发动机专家鲍克明回忆说：“我学的是冲压发动机，钱老有次跟我讨论。他认为，对于速度4倍音速的导弹，煤油还可以，如果速度更高，煤油的热值就不够了，需要加高能燃料。”在钱老的指示下，鲍克明去国防科工委申请材料做实验，好给未来打下基础。

  任新民等几位老人都提到，钱学森说过：“将来搞火箭导弹要靠计算机。”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说：“记得有一次前苏联专家访华，我想向他们要更大的风洞。但钱老说：‘将来恐怕还是要靠计算机，导弹速度一高，要在地面模拟高温系统，风洞要做的很大，不大好办。’当时我还不太理解。”在钱学森的指示下，中国的计算机模拟实验工作开展很早。如今“数字风洞”的发展证明钱老的判断是对的。

“小数点后为什么有4位？”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一次潜射实验前，要先确定落弹范围。“定大了，人家会笑话；定小了，打不进去出洋相。”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沈新荪回忆说，为这事大家研究了好几个月，钱老经常听取汇报。

  有一次开会，当汇报到一个地理数据时。钱老打断说：“这个数据，小数点后为什么有4位？这4位是怎么出来的？”

  大家这才想到，以当时有限的遥感测量能力，数据都不够精确，小数点后四位根本没意义。钱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任新民评价说：“他不是一个只懂理论的科学家，他很讲求实际。”

“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2006年5月10日，中国外交部解密了一批上世纪50年代的档案，其中有一份是有关钱学森归国的资料文献。这是一篇由著名力学家、教育学家和科技事业活动家朱兆祥执笔写的电传。朱兆祥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赴深圳罗湖口岸欢迎钱学森回国。

  电文中有一部分写道：“钱学森等留学人员经历了5年的软禁和特务跟踪的不自由生活到深圳后，他们相互恭喜，如履新生。对于归国的留学生们，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感到兴奋，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到广州后，他们急着上书店买《宪法》《五年计划》等阅读。”

  据当时媒体报道，在马尼拉港口，美联社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是否是共产党？”他回答：“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问：“在美国时是否经常有人监视？”钱学森回答：“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知道！”另一个记者用英语提问，钱学森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有报道说，钱老回国后，再也没穿过西服，“穿得最多的是中山装和黄军装。”

  钱学森是如此爱国，“他回国后，第二天就带全家去天安门广场向国旗鞠躬。”原航天部政治部主任马云涛说。

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钱学森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代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50年只住旧房子

  今年84岁的王毅丹曾在航空航天部办公厅工作，是离钱学森最近的邻居。他说：钱家所在的三层红楼共有两个单元，四单元只住钱学森一家人，三单元住着六户人家，王毅丹家是其中之一。

  王毅丹说：“上世纪50年代末，钱老搬到这里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86岁的亓英德退休前是航天工业部财政局局长，与钱学森也做了50年的邻居。亓英德回忆说，领导曾多次动员钱学森搬家，表示会按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级别给钱学森盖一栋小楼，可钱学森不要。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动员钱老搬家，说：“和您同船回国的人大部分都当上了院士，院士现在都搬进了新居，比您这老房子好。”涂元季还将已建好的小楼照片拿给钱学森看，一边看一边说：“您若住进这样的小楼，可以在院内晒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钱学森却回答：“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从此人们再未提搬家的事。

把写自己的报道扔在桌上

  “钱老淡泊名利的态度，值得大家学习。”原航天部710所副所长于景元1990年曾与钱老合作办讨论班。他谈及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位新华社的女记者找到他，提出希望为钱老写传记。当于景元向钱老征求意见时，钱老突然站起来，表情非常严肃：“于景元，你就把讨论班做好，人这辈子做了什么自有定论。我还活着，不要写。”于景元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弄得很尴尬。

  于景元还听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名记者写了钱老的相关报道。他刚递给钱老，钱老就顺手扔在了桌子上，“我还活着，写它干什么？”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有一次筹建学会，想请钱老题词。到了钱家，夫人蒋英出来迎接，钱老一直没出来。因为蒋英和梁思礼有世交，两人聊了聊家事，梁思礼就走了。一两天后，钱老捎信向他道歉。

  “他从来不题词，怕拒绝我，让我尴尬，所以不出来。”梁思礼说：“他做人就是这样到位。”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遗体告别仪式6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