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指尊长或所尊敬之人的名字。旧时生前曰名，死后曰讳。分用义异；合用义同名字，但含有敬意。 　　

名讳是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现象。遇到君主或尊长者时，不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且在书写的时候也不能使用这些字，于是只能用改字、改音或减少字的笔划等方法予以回避，也称避名讳。《公羊传<闵公元年>》书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许这名讳的最初本意是尊重长者、老者和贤者，但后来的历史却因为这名讳的习惯给改变了不少。　　

首先因为名讳而改变历史的，就是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大量史实，“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首先就因为回避父亲的名字，而改变了别人的名字。因为其父叫司马谈，所以我们在长长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就把他改成了“赵通”。当然还有别的字，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之名讳，将“楚”改成了“荆”，汉武帝名彻，司马迁《史记》中就将“蒯彻”改为“蒯通”；汉文帝名恒，《史记》就改“恒山”为“常山”。

同样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为了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字，所以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改称郭泰为郭太，郑泰为郑太。用现代的习惯来看，他是把别人都改变性别，做人家的“太太”了。还有汉高祖叫刘邦，《汉书》为避其讳，于是把其他的“邦”都改成了“国”。他们这一改不要紧，我们这些后代认真读史书的人，却不是成了误读吗？

名讳之风到了唐代更盛，如唐高祖名渊，所以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里改针灸穴位“太渊”为“太泉”；唐高宗名治，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就改“治身”为“理身”。不但字须改，甚至连偏旁也要避讳，唐太宗名世民，除了“世”改为“代”，从“世”之字亦改为从“曳”，所以《太素》里的注文“飧泄”改作了“飧洩”。柳宗元《捕蛇者说》将“民风”改写为“人风”；甚至观世音的名字也要略去“世”字简称观音。　　

宋代苏轼祖父的名字是“序”，而苏东坡这个名作家却要替别人写很多序，若是用了“序”字变是对祖先大大的不敬，于是只好把所有的“序”改成了“引”或者“叙”。又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宋代田登做州官，自讳其名，州中皆谓“灯”为“火”。上元节放灯，州吏贴出榜文云：“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民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从这来。　　

不只是后人要避长者的讳，有点名气的人也不愿意有别人与自己同名。明代文人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时，发现有个读书人与他同名，便拟出一副楹联的上半联来考那个读书人：“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意思是两个“相如”都不相同，你一个士子岂能与我同名同姓？没想到那个读书人思索片刻，竟巧妙地对出下联来：“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意思是魏国信陵君公子无忌和唐代大臣长孙无忌没有“忌讳”，我们也不必忌讳同名同姓了。李梦阳听后只得作罢。　　

据说袁世凯篡权后，忌讳“元宵”二字，因“元”与“袁”同音，“宵”与“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要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改称“汤圆”。虽然这样做并没能挽救袁世凯，但“汤圆”这个名称却因此而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