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选“教坛新星”时，有选手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话题发表演讲，反复阐释教师要奉献爱心，要一视同仁地看待学生，要满腔热忱地做好“转差”工作，只要教师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就能教好所有的学生。

诚然，教师坚守职业道德、关爱每一个学生是教育好学生的前提，但是，仅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显然有失偏颇。

要论“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一观点，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好的学生”，即“好的学生”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这还需要“弄清”吗？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哪个当老师的不知道考试考的好的是“好学生”，考试考的差的是“差学生”？哪个学校不拿考试的分数来衡量高下优劣呢？

如果仅以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的话，那么学校永远有“差生”，老师永远有“教不好的学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自然是“悖论”或“伪命题”。

只要稍有一点科学常识，谁都会承认生物是有差异的，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是如此。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存在着七种各自独立的智能，即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语言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等，这些智能只不过有高低之别，发展的潜能有大小之差。一个人的某种智能可能较低，发展的潜力较小，甚至表现得近乎“白痴”，而他的另一方面智能可能是超常的，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可以说是一个“天才”“怪才”。正视这种差异性，我们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吗？我们能说考分低的学生就是“不好的学生”吗？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曾在母校接受学生提问时说：“据我所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90多位物理学家中，还没有一位在学校里经常考第一，经常考倒数第一的，倒有几位。”爱因斯坦曾在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建校100周年演讲时说：“我学习成绩中等，按学校的标准，我算不上是个好学生。”美国前总统布什当年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也是成绩平平，没有获得博士学位，2001年5月21日在接受母校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谈感想时说：对那些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生，我说“干得好”；对那些成绩较差的毕业生，我说“你可以去当总统”。这些在学校里不算“好的学生”，而在社会里却成就了一番伟业，这不正是“一把尺子”的悲哀吗？

我们还应看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今天的顽皮孩子，明天可能就是爱迪生，今天坐“红椅子”的学生，明天可能就是韩寒。获得“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美誉的袁隆平先生早年毕业于原西南农业大学（后更名为西南大学），他的母校在他2008年64分，植物学93分，国文64分，植物学65分，普通化学60分，地质学88分，农业概论88分，气象学84分，农场实习67分。该成绩单清楚地表明，袁隆平的专业成绩当时在班上仅列中等。学校的考试成绩并不能代表他的实际能力，更不能预示他后来的发展。国外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木林斯基所在的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从小学四年级起学习就很差，功课跟不上，老师都说这个学生不行。苏氏通过观察，发现这个学生很喜欢植物，尤其是对果树兴趣很大，他就找这个学生谈话，鼓励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并给予帮助。这个学生有一个设想，就是使苹果树不经嫁接，剪枝后直接插在土里成活，免去很费事的嫁接手续。苏霍姆林斯基就支持他搞实验。这个学生自己搭了一个温室，经过几年的实验，终于成功了。生物老师发现后很吃惊，说这是很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只有高级生物专家才能做到，这个学生在这方面已达到研究生的水平。生物老师也按照学生的方法，剪了十株苹果苗进行实验，第一年全死了，第二年也未成功。他就问学生到底有什么窍门。学生问老师是从什么地方剪的枝条，老师说是随意剪的，学生就告诉老师，经过他的实验，要从苹果树顶端部分剪嫩枝插。最后这个老师经过最大努力，十棵里面才成活了两棵。生物老师感到望尘莫及，教不了这个学生了。后来这个学生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到了农庄里专门从事育种方面的工作，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一个专家。这个学生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最后走上了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光明大道。很显然，学校里的“分数”并不能作为衡量“好的学生”“坏的学生”的惟一标尺，也不能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和成就的大小。

如此看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并不是要把学生教得能获得多少多少分数，而是因人制宜，发掘学生的潜能，开发学生的智能，培养学生的特长，规划学生的人生，为他们终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按照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就是“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有用的人”。

不只是以“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而代之以多元的评价标准，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学生都有闪光之点，每一个学生都有可“雕”之处，每一个学生都可能成为可造就的人才。这样，我们就会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就会善于发现学生的潜能，就会实施发展学生个性与特长的教育，就会培养出素质好、有特长、有发展潜质的“好的学生”来。

“好的学生”何以“好”，明乎此，我们自然便真正领会“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深刻内涵了。